IMS：2014年美国药品支出达3739亿，吉列德丙肝药成“功臣”

这体现在：其一，《学说汇纂》（Digesta）D.1.3.2将所有的法律都定义为明智之众人的教义。

医学家抨击法学缺乏法学方法，因而不是科学。《规诫篇》一文谈及了医学内部存在已久的实践学派与理论学派之争，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对一般命题（allgemeine S?tze）的态度。

规则以法律为基础，是有关同类法律规整教义命题。换言之，被民众认为是正确的事物将被决议为法律。宗教教义与法律教义都具有规定性，只是两者的效力基础和对象领域不同而已：前者基于宗教会议的决议被遵守，而后者基于法律被遵守。综观这一源流时期，法教义学的观念保持了大体一致：在基本观念上，法教义被认为是用以表述法律的一般性规则或命题，具有权威性。而后者致力于劝说，因而需要运用精挑细选的语词和表述（它们同时包含着意义与欲望）。

就法律适用而言，它也有助于限制司法判决的裁量空间。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古罗马学者关于教义的双重假定：一方面，教义作为体系的最高（不证自明的）原则或公理，要像规则那样决定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法教义学经中世纪注释法学与人文主义法学奠定雏形，并由理性自然法学说提供方法论基础。

为此，评注法学家们作出了不同的回应。这使得作为知识形态之法教义学有别于研究型思维、决疑术和论题学。[6]这种观点至少从莱布尼茨（Leibniz）之后就广为人知。但最近也有学者考证认为，《规诫篇》是托名希波克拉底的伪作（参见Ellio Burton Martin jr., The Virtuous Physician: A New Translation of a Pseudo-Hippocratic Text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History of Moral Inquiry; or,The Signi?cance of an Insigni?cant Text,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of Ideas 1(2012), p.3.）。

斐洛依传统区分了技术与科学，认为确定和可靠的理解属于科学并导致教义的创立，而中等水平的经验技术只包含似真的定理。克拉默（Johann Ulrich Cramer）进一步为教义学服务于实践辩护，并区分了教义的风格（stylus dogmaticus）与演讲的风格（stylus oratorius）：前者向学习者提供（传授者）想要传授给他们的清晰概念，并将（传授者）所主张的命题传送给他们，致力于说服学习者去看清事情的真假。

二、雏形：中世纪注释法学与人文主义法学 （一）注释法学的权威教义论 中世纪的人们并不进行批判-历史性的思考，他们的思维是受权威拘束的思维。四、结语 从历史上看，教义学观念首先发轫于古希腊与古罗马，经中世纪注释法学与人文主义法学奠定雏形，并由理性自然法学说提供方法论基础。规定性的法律构成了法律技艺（ars iuris），而描述性的教义性规则则构成了法律科学（scientia iuris），科学比技艺具有更高的价值，教义性的方法论只能用来称呼科学。其背后的想法是：法学的材料是有限的，因为人们可以用组合术来获得所有可能的法律命题。

如果可以向着一个方向进行回溯，那么就可以沿着相反的方向进行演绎。伊壁鸠鲁同样认为教义可以回溯到对意义的观察能力，但与亚里士多德强调教义与论题学的关联不同，他更重视以观察为基础的无矛盾之教义的体系，并通过具体的教义建构来达成与现象的一致性。[10]第一部使用教义一词的医学文献究竟为何至今已无可考，有明确记载的是《希波克拉底全书》（Corpus Hippocraticum）中的两篇文章《规诫篇》（Παραγγελιαι）[11]和《法则篇》（Νομσ?）。立法要对大量情形进行归纳式的一般化，即从特定的人和活动出发一般化为普遍的行为要求，因而法律是通过一般化来获得的普遍规定，它适用于无限多的具体情形。

相应地，法官也就可以根据既存法条的推导来为所要裁决的案件寻找到正确的解答。[51]Vgl. Maximilian Herberger, Dogmatik: Zur Geschichte von Begriff und Methode in Medizin und Jurisprudenz,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1981, S.219-225. [52]Vgl. Maximilian Herberger, Dogmatik: Zur Geschichte von Begriff und Methode in Medizin und Jurisprudenz,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1981, S.227-232. [53]Vgl. Franz Horak, Dogma und Dogmatik: Zur Genese und Entwicklung eines Begriffs in der Wissenschaftsgeschichte, Zeitschrift der Savigny-Stiftung für Rechtsgeschichte 101(1984), S.286. [54]Vgl. Joseph Esser, Vorverst?ndnis und Methodenwahl in der Rechtsfindung, Kronberg: Scriptor Verlag,1975, S.91, Anm.51. [55]Vgl. Franz Wieacker, Privatrechtsgeschichte der Neuzeit,2. Aufl., G?ttingen: Vandenhoeck Ruprecht 1967, S.134-141. [56]舒国滢：《17、18世纪欧洲自然法学说：方法、知识谱系与作用》，载《比较法研究》2014年第5期。

[70]显然，沃尔夫的体系化兴趣主要集中于构造命题体系（即理论）的方法论方面。这又导致他将教义界定为论题学论证之可容许的前提（辩证性前提）。

这样，到了大约公元前400年左右时，就出现了包括希波克拉底在内的走第三条道路的学者。[30]塞内加区分了一般的规定与特殊的规定，并将一般的规定称为教义。[40]所不同者仅在于权威的来源。[27]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西塞罗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7]Martin Drath, Rechtsdogmatik als Selbstzweck - oder flie?ende Anpassung des Rechts an die gesellschaftliche Wirklichkeit?, in: Das Rechtswesen - Lenker oder Spiegel der Gesellschaft?, mitarbeitet v. Paul Bockelmann, München: Piper,1971, S.190. [8]Otto Ritschl, Dogmaticus,1920,S.261-264. [9]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Opera, Geneva: De Tournes,1768, Band 5, S.210. [10]Vgl. Maximilian Herberger, Dogmatik: Zur Geschichte von Begriff und Methode in Medizin und Jurisprudenz,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1981, S.6-13. [11]Παραγγελιαι译作英文即为Precepts，在希波克拉底的时代，它泛指道德高尚之医生的行为与实践的准则。西塞罗的《论题学》接受了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法，并首次将分种（Divisio/Diairesis）与分部（Partitio/Merismos）作为辩证法的两种具体方法。

再次，任何前提命题，不经预先确定无疑不得采纳，也不得将结果命题与这样的前提命题相联结。这些规则包括了三段论推理、归纳、定义（Definieren）和区分（Diairesis）。

一方面，是由于人文主义者对于古代怀疑论者哲学的偏好，使得教义和教义性的被贬斥为不加批判的，同时也因为它们在拉丁纯语主义者看来不够纯正而声名狼藉。[16]法律要满足两个特征，一是基于确信的决定（即教义），二是集会行为，因而法律属于教义的下位情形。

而在教义学规则方面，他依据数学教学法，认为体系建构要满足三个基本要求：首先，所有的语词都能由此来说明事实，即能通过清晰和详尽的概念澄清某事来加以证明。相应地，19世纪以降以高度体系化为标志的德国法教义学也是在理性自然法时代奠定了其方法论基础。

将这两种分类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四组契约，即债权的/要式的，债权的/不要式的，物权的/要式的以及物权的/不要式的。[75]在法律领域，法律论证既要受到制定法与先例的拘束，同时也要遵照为法教义学所加工的法律体系。其次，定义要被规整为一种特定的序列。人们可以将满足这一任务的教义同样称为规则。

法教义被认为是得到学术上认可的法律原理，法教义学牢不可破地与被认可之权威联系在一起。[79]对于法教义学观念源流的探究及其导致的这些认识，可以对作为知识形态之法教义学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基础，也有助于澄清学界当下的相关讨论中存在的误解。

[59]Vgl. Maximilian Herberger, Dogmatik: Zur Geschichte von Begriff und Methode in Medizin und Jurisprudenz,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1981, S. [60]这一区分来自于原则（全称命题）的双重任务，即作为可以推导出所有技艺分支的根源，以及作为据此展开讨论的规范。就立法而言，组合演算使得人们可以在某个通过基本概念给定的法律领域中确定所有可想象的情形（即被组合之概念的外延），在此基础上预先测算特定的立法决定会产生哪些后果，有助于避免因缺乏预见性而导致的立法过失。

[42]他们将罗马法视为绝对正确的法、基于权威和传统的自然法以及书写理性（ratio scripta），对于一般法伦理和政治伦理具有确定的权威性。明证原则只包括定义、确凿无疑的经验、公理以及已得到证明的命题。

其次，所有的命题都通过有序且彼此关联的推理来得到证明。特殊的规定（狭义上的规定）处理的是实践经验技术的目的合理性规定，它涉及特殊的情形（这正是它与教义的区分）。[63]a.a. O.,S.293,307-313. [64]Vgl. Ioseph M. Bocheński, Die zeitgen?ssischen Denkmethoden,2. Aufl., Bern:1959, S.81. [65]Vgl. Eberhard Knobloch, Die mathematischen Studien von G. W. Leibniz zur Kombinatorik, Wiesbaden: Steiner,1973, S.83. [66]Vgl. Maximilian Herberger, Dogmatik: Zur Geschichte von Begriff und Methode in Medizin und Jurisprudenz,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1981, S.316-317. [67]正因如此，沃尔夫本人被看做是概念法学或建构法学的真正之父（Peter Raisch, Juristische Methodenlehre: von antiken Rom bis zur Gegenwart, Heidelberg: C. F. Müller Verlag,1995, S.70）。法律的正当性来自于被民众的认可，而法学家却可能运用语文学诡辞，形成新教义来反对法律，而这并没有正当性。

教义要与狭义上的规定区分开来，它的作用在于证明下位命题的真/假或正确/错误。[1]而此后大学法学教育的主流，才开始转变为法教义学（也被称为狭义上的法律科学）。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认为，法律就是民众集会所采纳的教义。查修斯还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教义法学（dogmatische Rechtswissenschaft）的称呼，认为这种法学的任务在于表述出有关法律内容的命题，并用这些命题去证明主张或推导结论。

因为正是从这一时期起，法学的称呼正式由jurisprudentia（法的实践智慧）转变为Rechtswissenschaft（法律科学），开始走向理论化和科学化，成为大学的法学。[74]近代意义上的公理化体系正是以欧洲理性自然法学说（莱布尼茨-沃尔夫体系）为开端。